哪里有什么金融危机？现在是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。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在充分、彻底地用足这久违幸福时刻的每一分。

　　最得心应手的工具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。以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为名的政府融资平台遍地开花，数量从一地一个到多个，级别由省、市复制到县，行业从城市建设、交通延展到新能源，规模由小至大，正在加速膨胀政府的融资能力。

　　所谓融资平台，是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，通过划拨土地、股权、规费、国债等资产，迅速包装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，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作为还款承诺，以实现承接各路资金的目的，进而将资金运用于市政建设、公用事业等肥瘠不一的项目。

　　融资平台的雏形始于1998年的财政刺激，此后在国家开发银行软贷款资金的推动下，重庆摸索出的国有投资模式最为知名。

　　当下融资平台的优势在于，一是整合资源，盘活资产；二是在融资平台的掩护下，可将借贷资金转化为子公司的项目资本金，以便进一步做债务融资，数倍地放大财务杠杆，满足投资饥渴。

　　操作者眼中似乎没有危机，对它们来说，惟一有意义的是财政和信贷的放松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。

　　一方面，“4万亿”项目在地方存在着巨大的配套资金缺口；另一方面，这也提供了放手融资的理由和空间。更何况，哪个地方会满足于仅仅为“4万亿”配套而不启动自己的“刺激计划”？

　　“扩张期来了，地方政府想借机会多办些事情，融资平台的潜力当然要打足。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。

　　好不容易才形成的禁忌一夜间消失了。自去年11月中央政府提出“4万亿”计划以来，融资纪律正在逐渐融化。

　　这不可能是地方融资平台的独角戏，另一个关键是各方一拍即合：商业银行、信托公司、券商正在向地方融资平台输送着源源不断的“弹药”。通道多种多样，能贷款则贷款，不能贷款还有理财产品、信托产品和债券工具。

　　无论叫做什么，实质是一样的，化银行资金为资本金，增加地方政府的杠杆率。除了自己，没有人知道综合负债率到底是多少，对于资金流向和偿债能力的疑虑也从未消失。但金融机构们集体选择了相信政府。

　　融资平台的潜力正被用到极致。

　　比如，今年以来激增的天量银行贷款（扣除票据）中，有大半投向了基础设施行业，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正是融资的主体。

　　再比如，一种被称为“银信政”合作的信托产品日益流行，即由银行发行理财产品，认购投资于政府融资平台股权的信托产品。在刚刚过去的五个月中，这一产品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，而所筹资金多数被用作了项目资本金。

　　又比如，此前默默无闻的城投债，规模迅速膨胀到605亿元，一批县级城投公司在注入土地资产之后，获得了巨额基建资金。

　　监管层和识者已有忧虑。

　　风险之一是：地方窗口公司与财政水乳交融的关系，“现在有些融资平台，只管拿钱，拿到之后如何偿还并不明确，这是一个定时炸弹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称。

　　风险之二是：种种加高杠杆率的融资安排，事实上都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会迅速转好的假设之上的。一旦形势逆转，财政收入下降，土地收益不能实现，很容易引发地方财政风险。

　　有鉴于此，一些专家提出了“堵不如疏”的观点。

　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原部长郭励宏就认为，应当规范融资平台的操作，化繁为简，明确融资平台与地方财政的关系，建立出资人责任制。

　　瑞银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则认为，更重要的是改变当前用银行信贷弥补地方资本金，变财政刺激为信贷刺激的绕制度做法，而其根源在于突破财政3%的赤字率，明确财政刺激的资金来源。

　　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，正在借金融危机下的财政刺激政策得以扩张。

　　对此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表示，4月宏观数据回暖，企业盈利仍在下滑，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的背离，说明目前的投资效益不佳。“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应当退出投资领域，不能饮鸩止渴。”

　　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本身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，目前关于地方负债尚无准确权威的数据，相关研究也刚刚起步。职是之故，《财经》记者分赴浙江、安徽、陕西等地，了解各地围绕着融资平台的种种操作，以期为读者提供较为直观的认识和思考。